不久前，纽约市教育总监到社区调研，遇到了两拨儿抗议人群，主题都是一个：取消纽约市最好的9所特殊公立高中招生考试（SHSAT）。纽约市目前的方案是，把考试录取改为配额录取，明年开始有20%名额给所谓弱势学生，三年内把西语族裔等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提高到45%。 　　 　　反对取消这个考试的多是以华裔为主的亚裔，理由是公平，他们认为考试录取更为公平。也正是通过这个考试，纽约这9所最好的公立中学里，以华裔为主的亚裔学生占了大多数。 　　 　　支持取消这一考试的人，理由也是公平，以西语裔等其他族裔为主，他们认为以考试作为入学标准绝对不公平，因为考进去的多是亚裔。甚至有人说，华裔有钱上辅导班，我们没钱上，很不公平。的确，伴随华人移民的显著增加，纽约辅导班的数量也大幅增长，主要集中在日落公园与法拉盛，基本都是华裔聚集区，而这些辅导班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这9所高中的招生考试。 　　 　　纽约市长与相关负责人的意见很明确，就是力推族裔名额分配的录取制度。 　　 　　这让我想起曾经的历史。100多年前，美国的大学与今天中国大学的录取差不多，学习成绩是核心。最后的结果，就是勤奋且聪明的犹太人占据了美国最好的大学，尤其是常青藤大学。那时，犹太人还没有今天在美国这么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常青藤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需要的是社会捐款。于是，这些著名的大学就开始动心思调整录取规则，以遏制犹太人占据常青藤大学的趋势。其中的核心，就是废除以成绩录取的原则，加入了家庭背景，特长爱好等其他因素。历经近100年的演变，这一变化发展成为今天大家所看到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从功利的角度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评价实际上是评价未来最有出息的人，而不是学习最好的人。 　　 　　与常青藤大学不同，美国加州大学系统都是“公立”大学，比如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等，和美国其他著名高校相比，在录取上更重视学术能力（成绩）本身。因此，加州大学也出现了以华裔为主的亚裔人群聚集的现象。2014年，在部分墨西哥裔议员的推动下，加州参议院出台了如出一辙的SCAS法案。这一法案的核心就是，为公平考虑，在录取上不能仅仅看成绩，还要考虑族裔公平与平衡。按这一法案，华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将从现在的30%甚至40%，下降至15%。这一法案遭到了华裔的激烈反对，最后在强烈的抗议与反对声中被退回参议院。 　　 　　最近，哈佛大学在录取中歧视亚裔的事情被美国民权组织诉诸公堂，至今没有结论。年初，一些美国高校就宣布在大学录取中，放弃提供SAT、ACT等标准化成绩的要求，理由是这些成绩弊大于利，价值越来越小。 　　 　　考试，对于美国的华裔来说，是最公平的录取方式，但在墨西哥裔看来，是不公平的。对于华裔来说，上辅导班是天经地义的，但墨西哥裔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 　　 　　相信这一争议还将延续下去，不同群体遇到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都是寸步不能让的。 　　 　　这一系列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文化因素。中国人是极其重视孩子的，放第一位的就是孩子的教育。与之相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加拿大，中国人到哪里，培训班就会兴盛到哪里，这已经无关教育理念与制度，包括社会制度。比如，新东方把分校开到华人最多的加拿大；比如，纽约、旧金山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各类以考试为核心的辅导班迅速兴起。在旧金山亚裔聚集区，很多中小学门口，就是辅导班，孩子们放学后直接去辅导班，恍如国内的学而思。同样，各类升学考试往往被家长认为是最公平的入学标准。 　　 　　中国的教育问题与此类似。比如，招生考试改革。我们一方面批评各类升学考试只见分数不见人，导致应试教育兴盛，可一旦调整或者修改这一录取方式，就会遇到强烈的反对，理由也是公平。 　　 　　因此，中国的各种教育问题，不简单是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的问题，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在教育上的折射，不能简单归因，认为只是教育部门的无能。教育部门这些年的改革，往往会按下葫芦起来瓢，原因也与此相关。比如，课内负担减下去了，课外负担就长起来，辅导班兴盛。根本有效的改变需要时间，更需要从根子上去找到解决办法，改变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推动因素。作为更现实的办法，可能需要实事求是，承认我们在教育上普遍有过高追求的现实，采取一些理论上可能并不正确，却是更为实用的策略。比如，在减负与择校上，考试就是一种不完美却有效的手段。要实现“完美”的目标，切不可操之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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