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权利问题，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由此不仅检验着各项法律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同时也考验着一系列保障措施能否及时就位。在明确盲人平等的受教育权的同时，明确谁来为教育机构因此增加的成本买单同等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个残障人士都能顺利融入普通高等教育。

　　河南盲人李金生在去年12月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期间曾一度遭到教育部门的拒绝，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几经周折后，教育部门表示可为李金生提供盲文试卷。由此意味着李金生成为全盲视障人士参加高考第一例，2014年也因此被称为“视障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元年”。

　　从去年报名普通高考遭拒，到申请教育部门依法提供适合盲人使用的电子试卷，直至教育部门从善如流接纳李金生参加高考……作为推动李金生成功参加高考的媒体，大河报全程追踪着小人物李金生的喜怒哀乐。因为我们知道，李金生的困顿与挣扎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叙事，他的身后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李金生的胜利，也因此被赋予了深远的现实意义。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有1731万盲人，占世界盲人总数的18%。相比起健全人来说，盲人更渴望知识，更渴望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然而，在数量庞大的盲人队伍中，只有三位盲人考生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李金生就是其中之一。通过这样巨大的数字反差，不仅可以看到李金生坚持追求高考权的可贵，同时也不难看出他一步步走来的艰辛——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障碍，正是导致很多盲人最终与普通高考无缘的原因，因为希望渺茫，绝大多数盲人甚至连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的勇气都没有。李金生用行动传递出一种信号，权利是需要争取而且应当扞卫的，这是其带给人们的第一重启示。

　　实际上，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残疾人保障法》第29条明确规定：普通高级中等学校、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残疾人保障法》第54条明确规定：“国家举办的各类升学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任职考试，有盲人参加的，应当为盲人提供盲文试卷、电子试卷或由专门工作人员予以协助。”去年6月,国务院发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其中再次重申了《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虽然不存在法律障碍，但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路却充满艰辛，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更是决定盲人考生命运的关键因素。李金生一波三折的高考故事，显示出教育部门可贵的态度转变，以李金生的胜利为标志，放开盲人考生参加普通高考的限制正在达成社会共识，这是其带来的第二重启示。

　　之所以不断强调李金生参加的是“普通高考”，是因为盲人参加高考者虽然不乏其人，但那些高考并不“普通”——全国仅有的三所招收视障生的本科大学，都将考试安排在4月，绝大多数视障生只能选择针灸按摩专业。无论盲人考生曾经有过多少美好的理想，按摩师似乎是他们所能从事的唯一职业，对于多数盲人来说，梦想的萎缩与破灭，无疑比身体的残缺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尽管当前的教育体系不乏对盲人学生的各种照顾，不过种种关怀与照顾大多被“隔离”于特殊教育系统中——从适龄盲童进入盲人学校开始，盲人所接受的教育就迥异于常人，这不仅使他们日后参加普通高考的难度更大，而且使他们从小就游离于主流教育系统之外。梦想之可贵，在于其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李金生勇敢追逐梦想的过程，其实也是对完善特殊教育的提醒：最好的融合教育是实现残疾人向主流教育系统的回归。这是李金生带给我们的第三重启示。

　　顺利通过报名之后，李金生到底能走多远无疑是很多人关心的内容。对于像李金生一样的盲人考生来说，完成报名只是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后续面临的考试、上学等问题，仍需出台更多制度性细则来解决。在明确盲人平等的受教育权的同时，明确谁来为教育机构因此增加的成本买单同等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每个残障人士都能顺利融入普通高等教育，这应该是李金生带给我们的第四重启示。

　　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权利问题，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由此不仅检验着各项法律法规能否执行到位，同时也考验着一系列保障措施能否及时就位。我们持续关注李金生，显然不只是希望助推个案的解决，相比起帮助李金生个人圆梦来说，李金生背后那1731万盲人乃至所有残障人士，如何能顺利通过普通高考实现华丽转身，更值得引起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广泛关注，这也是李金生事件的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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