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发放仪式上，见到了来自石楼县的贫困生任龙龙。这位寒门学子在今年高考中以理科567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这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恢复高考以来的“北大第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任龙龙的分数比该校在我省的理科投档线低了57分。原来，高考招生从去年起实施“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面向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680个贫困县，实行降分招录，被网友誉为“高考扶贫”。受惠于这一政策，今年我省36个贫困县共有702名贫困学子进入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任龙龙便是其中一个幸运儿。

　　在高考“一分甩掉一万人”的残酷竞争中，57分的这头和那头连接着一支何等庞大的考生队伍？这个看似不公平的做法，其实古已有之。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闱会试，发榜所录进士均为南方人，北方举子一片哗然。明太祖朱元璋指出南人尽占黄榜不尽合理，要求采取补救措施，即让一些南人落榜，替补上一些北人。但是主考官认死理，坚持完全凭卷定高下。平心而论，当时北方战乱频仍，经济文化水平远低于南方，南方士子确实优于北方士子。但是朱元璋从政治上考虑还是杀掉主考官，此后的科举考试便不单以成绩取士了，而是加入了地区的因素，并最终形成南北分卷考试，录取名额为“南六十、北四十”。由于给了北人看得见的出路，北方读书风气渐盛。

　　由此观之，“高考扶贫”政策身后勾连着不得不然的原因。当前，我国贫困山区教育投入不足，教育质量落后，如果绝对按文化水平而论，大中城市考生自然普遍高于贫困地区，这样贫困地区学子很难有进入全国一流名校的机会。据教育部公布，我国高考第一批本科平均录取率为8.5%，而680个贫困县的平均录取率仅为5.7%。《人民日报》的报道也证实，过去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增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北大的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降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也仅占17%，不少农村学子甚至放弃高考。

　　农村孩子不能跃“龙门”，乃至对跃“龙门”失去信心，乃是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的危险信号。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改变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状。令人欣喜的是，党和国家促进教育公平的各项改革正在推进：从去年多地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到扶贫定向招生，再到今年在高考前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这些举措不啻为一剂剂清除病灶的良药。

　　“高考扶贫”尽管对个体而言未必公平，却传递着社会公平的温度，符合“最大限度优先于最少受惠者”的正义逻辑。(田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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