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一项“新政”，对非京籍毕业生的留京“落地”条件给出了明确限制，应届毕业生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并要求毕业生无在职工作经历。

　　一个人最大的幻灭感，莫过于某些非个人所能左右的因素掐住了梦想的咽喉。都说知识改变命运，可寒窗苦读数载，最终绕不过的竟然是年龄这道坎。再想起屠格涅夫那句“知识比任何东西更能给人自由”，更像是一种微妙的讽刺，让人不知该感慨什么。

　　这里不妨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如果7岁上学，不出“意外”硕士毕业26岁，还好能赶在27岁这道坎的前面。可是想过没有，万一延迟上学、高三复读、期间病休、中途工作，这些人将被无情地挡在北京之外。可是，病休、复读、工作等内容并没有违背国家现行的任何政策，如果以此设防，敢问政策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何在？

　　在农村，因为各种原因，很多孩子的读书生涯一波三折，再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个人拼搏，考上硕士博士，他们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感动的励志故事，难道不应该得到社会的敬畏和尊重吗？

　　以年龄设防，这跟以种族、性别、相貌、身高、地域、病历设防，有什么区别？都属于典型的就业歧视。《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不断修订，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打破一切可能的就业歧视，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招聘活动中严禁出现985高校、211高校等带有歧视性的字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美国1967年颁布的《雇佣年龄歧视法》明文规定，歧视40岁到65岁求职者属于违法行为，企业在招聘广告上如果有关于年龄的任何暗示信息（如要求招募“成熟的”求职者），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英国出台了极为完善的涉及就业歧视的成文法律，除了1970年的《平等工资法》、1975年的《性别歧视法》和1995年的《残疾歧视法》等，2006年通过了《雇佣平等（年龄）条例》，反歧视的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年龄控”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年龄线”针对的单单是非京籍应届毕业生，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解释是“为了优化北京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这就更难以理解了，莫非在统计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时，外地人的年龄进行了加权处理，否则为什么偏偏要对外地人进行“优化”？其实，所谓的“队伍结构”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年龄歧视的背后，是再逼真不过的户籍歧视。

　　回到一个老问题，北京究竟是谁的北京？有人说，北京是国家优势资源的汇集地，每个人都有权利平等地享受“国家待遇”；也有人说，全国人都跑到北京，北京不就乱了吗？两种观点的背后，不是简单的行政定位冲突，深层次地指向了一个城市的管理理念和精神气质问题。大家所熟知的北京精神包括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北京精神提炼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包容给出了这样的愿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人，都能在北京寻找到发展的机会”。

　　在冰冷的“年龄线”面前，北京精神显然是不完整的。将外地人挡在北京之外，如此明显的户籍歧视面前，年轻人何以“都能在北京找到发展的机会”？全国上下都在淡化户籍观念的背景下，“年龄线”折射的还是“本地人”、“外地人”这种二元化的官僚意识！

　　在北京精神的各种诠释和生产体系中，“首善之区”是人们对北京最大的期冀。“首善之区”源自《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就是说，要教化全国，须自京师开始，京师应当是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地方的楷模。

　　包容性发展，这是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城市治理理念。促进包容性发展，就是要打破一切可能存在的区隔体系，消除一切变着花样的歧视，打造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对话的、自由的、不设防的交流体系。（刘涛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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