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20余名京籍家长“代表”到访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其中有人表示，外地孩子素质极差，常打架斗殴，会带坏本地小孩。北京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本来十分充裕，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而开放异地高考则会促使更多外地人涌入北京。（10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放开异地高考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必然举措，教育部也已松口，将门槛设定权交给地方政府。遗憾的是，这些京籍家长“代表”却从个人和小集体利益出发，公开反对放开异地高考。这既是在守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也是在无视社会公正，正因此，所述种种理由才漏洞百出，让人瞠目结舌。

　　

　　比如，说外地孩子素质差，带坏了本地小孩，这有何依据？即便有些个案，那就能以偏赅全吗？“孩子都是自家的好”，有这种心理倾向不算错，但这能作为说理依据吗？还说外地人挤占了北京的教育资源，这首先要说清哪些教育资源是北京本地的，哪些资源是属于全国的。试想，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会集中这么多的教育资源吗？而即便是北京的教育资源，外地人在此工作、生活、纳税，难道就没为此地做贡献不该享受该地公共资源吗？他们还将“教育公平志愿者”称为“异闹”，这不是乱扣帽子的“胡闹”吗？

　　

　　从他们目前的发声中，看不到理性对话的素养，也看不到解决问题的诚意，看到的，只有撒泼耍赖式的情绪宣泄。说起来，这也算是民意，但这种民意，没有展示出北京人应有的胸怀和气度，也没有显现出以公正为旨归的大局观、正义感，也就难以赢得别人的尊重。这种心理，有点类似挤公交，没有上车的拼命往上挤，上了车的盼着赶紧关门开车，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如果不转变这种心理，看不到利益之上还有公正在，社会就或如一盘散沙，或如一团乱麻，难以和谐有序。

　　

　　其实，相比现实的利益，公正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捍卫。这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每个群体和个体的长远利益。罗尔斯在论述公正时提到一个思想实验，作为如何判断公正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假如你是高智商的火星人，被抛到中国某个地方参加高考，这时你不知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你会如何设计方案，让自己免受不公？如果从现实身份和利益中跳出来，以局外人的眼光去评判，换位思考，答案就会很清晰。

　　

　　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很多制度要经得起公正的考量和民众的质疑，否则就应废止或改进。如果我们允许以捍卫既得利益为借口拒斥改革，那社会进步就无从谈起。和其他方面改革类似，异地高考也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能够共赢的双方角力，只有将公正作为核心价值，尊重其他群体的合理诉求，社会航船才能顺利前行。

　　

　　■韩青（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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