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源在高校保送招生制度中的入学机会是农村生源的17.2倍”，《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重浪，保送生制度的去留问题再一次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

　　

　　当代中国的高校保送招生制度，1984年试点，翌年正式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恢复不久，学位争夺激烈，据说必须以此来确保一些特长生进入高校。对于在过去30年经历过高考洗礼的中国学生，提起“保送”二字，恐怕不少都会有点“切肤之痛”。这其中难免有因为自己要参加高考但人家不用而产生的嫉妒之情，但更多的不满恐怕是来自那个信息不对称的遴选过程。现在这种情绪冰冻三尺，显然非一日之寒。

　　

　　中青报挑了一些被保送上北京那几家重点大学、“在班里排名靠前”的学生做访谈，他们都真材实料。但是，这些同学在每年成千上万的保送生中代表了多数还是少数，社会各界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过去30年对保送生制度的批评不绝于耳，说得轻的指它是“保良不保优”，指各中学为了保证重点本科上线率而让不够优秀的学生占了名额，说得重的则直指其腐败的一面，成了某些官商二代免试入学的绿色通道。例如，诱发2001年保送生政策大调整的“隆回一中”事件正是后一种批评的最典型案例。

　　

　　应该承认的是，教育部在过去十二年间对保送生制度的多次调整确实产生了一定效果，使得“隆回一中”式的事件较难再次发生。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由于保送资格只能限定在某些“超级中学”的学生之中，而这些集中在省会级城市的学校从一开始就没招几个农村学生，于是高校发现他们通过保送制度招上来的学生没几个有农村背景。越是有人文关怀传统的高校，恐怕越难面对这样的生源结构变化，于是它们不得不在一系列录取措施上向农村学生倾斜，不但保送如是，自由招生亦如此。

　　

　　然而，由一些高校通过这种小修小补的措施来缓解矛盾，本身就是一件挺堂吉诃德的事，因为问题出在整个教育制度的不公平上。清华北大多招几个农村籍学生，能改变的不过是这几个人的命运，改变不了中国广袤的农村里那些穷孩子接受不到和城市孩子一样质量教育的现实。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法考进这些“超级中学”，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或户籍等原因，家庭背景注定了他们从进入某家乡村小学一年级的那天开始，就不可能有被放到遴选名单接受保送挑选的机会。如果我们跳过小学加中学这十二年间发生的一切，只去追问每年四五月间的那些遴选，将无法得到真实的答案。

　　

　　中小学校师资与设施的城乡差异，根源是经费投入的差异。何以一个大城市的教师月入六七千元的同时我们可以容忍一个做同样工作的农村教师月薪不足一千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劝说优秀教师不要跳槽去发达地区，继续留在落后地区的学校里？在城市里，为何那些意味着坐上重点大学直通车的重点中学，我们容许其纷纷转为“民办”，交不起几万元一年学费的学生就得呆在外面的公办中学里等运气？回过头来，当我们看到名校里的保送生不少来自于“外国语学校”时，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保送生制度的去与留，其实根本不重要，这不是因为它影响的人数不多，而是因为它的存在与否对中小学教育制度能否变得更公平完全没有影响。从纵向上来讲，动态的教育不平等发生在保送之前的十二年中小学教育里；从横向上来讲，不同维度上的教育不平等发生在不同省市区招录比例的天渊之别上。在那份2011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状况报告》中，媒体报道了27.5%的保送生来自“省会城市”，但没有同时报道的是还有24.8%来自“直辖市”———全中国三十几个省会城市，但不过四个直辖市，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保送生制度不过是把这些动态与多维度的教育不平等聚焦起来让大家清晰地看见而己。(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哪怕我们愿意以最大的善意来看待这些数字，很多教育工作者恐怕在心里都会想这个问题：即使能多保送几个农村户口的学生，又能有多少是普通农民的子弟？纠正教育不平等，又怎能寄望于废除保送生制度？(作者系广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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