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袁贵仁在全国“两会”上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现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他还解释说，异地高考不意味着完全放开，而是存在“条件准入”：一方面要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满足在当地工作等条件。

　　当前，全国已有2.6亿流动人口，其背后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对于城市流动人口来说，子女的教育问题始终令人头疼：如果把孩子放在家乡读书，就得承受长期骨肉分离之痛，而且因为家长无法及时教育孩子，学生的成长成材都大受影响，甚至成为孤僻儿童或问题少年；如果把孩子带在身边，由于人户分离，其子女不但在入读小学和中学时受到诸多限制，需要交纳额外的费用，而且一到高考的大日子前，孩子就得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在流入地学习，回原籍考试，学籍能否对接又是一个问题。就算是成功地拿到了准考证，由于两地教材、课改、教学方法方面的差异，回乡考生也势必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就是说，不管是留守本地，还是到父母工作地就读，流动人口的子女在接受教育和参加考试方面都面临尴尬和困难。

　　设若异地高考方案在全国实施，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那么他们立即就可以避免回乡考试的奔波之苦，也不用再担心日常所学和所考题目出现错位，他们就可以跟自己的同学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凭真才实学竞逐大学的入场券。这对于那些一直为此问题悬心的家长和学生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

　　当然，异地高考不能只是把“外地人”的考试资格一放了之，那势必会引发高考移民的汹涌大潮，导致大城市的考生人满为患；那还会造成历年高考中高分省区的考生一窝蜂向低分省区流动，高考的秩序和公平性受到非正常的扰动。考生临时性、大规模涌向一座城市，看似解决了考试资格的公平问题，却一定会损害流入地原有考生的升学权，这也是一种新的不公平。

　　因而，异地高考不应停留于字面的简单意思，而必须是一套完整的方案。这套方案要给流动人口子女以公平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也要避免因为口子开得大而无序，对流入地户籍考生的权益形成伤害。“门槛”是必须设置的，那些在流入地工作多年，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家长，自然有资格让孩子在这里应考。那些长期生活在别处却在高考前临时起意，想让孩子到大城市里分一杯羹的家长，其要求恐怕暂时无法满足。改革步履是必须稳健的，一座城市应对变化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怎样确定“准入条件”才能既解决老问题，又不造成新动荡，这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果思虑不周就贸然开闸，不但流入地的考试和招生秩序受到重大冲击，甚至会因“高考移民”而导致城市总人口恶性膨胀，造成公共产品供应的全面短缺，滋生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异地高考”只是中国教育改革总体进程中的一站，它只是在户籍藩篱未拆除之前的过渡性政策设计。从长远来说，随着城市化的全面推进，附着于户口之上的各项福利将不复存在，户籍制度的取消也就水到渠成。到那时，各地拥有了大致均衡的优质教育资源，学生在哪儿都可以受到稳定而高质量的学校教育。而考生在任何省份都能参加统一考试，自主申请高校，高校根据自己的选材标准自主招生，必能保证逢才必取、“野无遗贤”。也就是说，均衡分配优质教育资源加高校自主招生，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最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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